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黄先生返回重庆后，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有一回，毛主席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功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对话，从黄先生这边来说，主要是替共产党担心。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是黄先生一个人的。我们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先生也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到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会不会腐化？从毛主席这边来说，主要是表达了坚定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我们共产党人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没有自己任何的私利，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

二、“窑洞对”的几点启示

窑洞对虽然只有一问一答几句话，但寓意非常深刻，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创业难，守业更难。执政时期的问题比没有掌握权力时期的问题一定会更多、更复杂，因此，我们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经得起长期执政的考验。

黄炎培所说的兴衰周期率，里面蕴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创业难，守业更难”。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马上能得到国家，但马上不见得能治理国家。”所谓“穷日子好过，富日子难熬。”等等都是同样的意思。人性的弱点之一是贪图安逸，胜利了容易骄傲，成功了就不够谨慎，短期的警醒容易做到，长期的忧患意识就难以保持，这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实际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就丝毫没有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对此，他有必胜的信心。他思考的重点是执政以后的问题。1942年，毛主席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认为，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当年担心的问题，不仅依然存在，并且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最近几年来，中央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可谓振聋发聩，值得同志们格外关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当然是对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忧患意识的党，是不可能长期执政的，党只有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体现时代性，增强科学性，把握规律性，才能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党的生命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解决兴衰周期率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我们说守业更难？到底难在哪里？我觉得难就难在掌权者容易把公共权力变为个人的私权力，运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共产党执政也面临着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同任何政党一样，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来自执政者的腐败。苏东剧变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腐败能使我们亡党亡国。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粉碎了德国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关键性贡献的伟大国家。它拥有和美国一样庞大的核武器库和现代化的强大军队。德国法西斯没有战胜它，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未曾征服它。可是，谁能想到，它却一夜之间丧失了执政地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的腐败现象已经使他们脱离了群众，丧失了人心。执政的关键是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毛主席当年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设想，还有很多文章来做，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就是公共权力还没有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实的还很不够，权力过于集中和人民监督的缺位是今后应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第三，必须正确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始终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先生能否跳出兴衰周期律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民主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我们党提出“民主执政”，有些同志仅仅认为这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其实，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的根本特征，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党，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做榨取物质财富的机器，当做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则把自己当做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具，工人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特殊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毛主席专门做了一篇通俗的文章，题目就叫“为人民服务”。并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1945年他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从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上，深刻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人民、国家、执政者，这三者的关系到底怎么摆？这是政治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孟子只用了10个字，就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做了精彩的回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10个字，把三者的关系回答得非常好。如果三者的位置摆得不正，执政就不会长久。现在学者们喜欢用“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概念，什么叫“合法性”？不能简单地认为符合法律。真正的合法性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失去了民心，执政地位即便是写进宪法也没有用。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人心向背对一个执政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权在手不一定人心在握，不掌握人心最终难以保持政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优势在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在于人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力量，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强大的军队，威力再巨大的核武器，也都不能挽救它。

第四，打破周期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应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新路”继续前进，使我们党的事业万古长青。

在谈到“窑洞对”时老一辈曾经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我认为薄一波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以后，我们再来看“窑洞对”，确实给我们以警醒，我们共产党才执政了62年，时间还很短，和封建朝代比起来也不能算很长，我国封建时代执政最长的朝代是周朝，据说是500多年。比较长的也有300多年、200多年的，，因此，我们并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